（见习记者 郝文 肖遥）4月27日，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洪子诚做客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开展了“百年中国新诗评价”的专题讲座。两位教授梳理了“五四”至今一百多年间诗歌的发展史，指出“一代人写一代诗”，而百年新诗的灵魂就是自由。

    “我年轻时从事的诗歌研究，就是按照当时的标准把诗歌分为‘革命的’‘不革命的’甚至还有‘反革命的’。” 谢冕回忆起自己往昔做学问的经历。他对当初以批判为乐的“鲁莽”感到后悔：“尽管文学的主张有不同，但文学与诗歌的目标都是用美好的文字与情感来感化社会。” 

    “中国新诗的灵魂是自由。”谢冕把中国新诗的百年历史分为寻找自由、守护自由、重获自由三个阶段。新诗为突破旧诗的窠臼，曾一度与传统相背离。胡适主张“干脆不要旧诗体制”，一味地否定传统。谢冕将这种激烈的做法比作“猴子进了古玩店，因不知道古玩的珍贵而任意摔砸，这是很可惜的”。但另一方面，他也指出新诗的发展是历史的选择，是与民族愿望和社会进步相契合的，它们“虽然丢掉了一些东西”，但这是值得的。

谢冕分析，尽管新诗曾被质疑“以中国字写外国诗”，但其后来的发展总体上仍体现出一种反思、回归传统的倾向。在“五四”张扬个性、确立自我的时代背景下，那代人追求在诗中表现个人自由的灵魂。郭沫若的《凤凰涅槃》与《女神再生》通过“凤凰”“女神”等意象寄托时代精神，也继承了古代诗歌“言志”的传统，为社会的兴衰和人民的哀乐代言。谢冕分析，新诗的传播载体文字及其传递的诗学理想一直没有发生变化，新诗仍旧是中国诗，是“和李白杜甫联系在一起的”。

“失去了自由就意味着灾难——诗歌与文学的灾难。”谢冕回忆起在文学界曾出现的“统一文学”现象，文学艺术和诗歌变成了“一个样”，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八个“样板戏”。“现在我们获得了长达40年的自由，能够安心地写诗、自由地表现‘小我’，我们要守护当下的写诗环境。”谢冕说。

 在百年新诗的发展历程中，洪子诚指出90年代的诗歌尤其需要关注。现在学术界里存在一些批评当代诗的观点，但这也正体现了诗歌在当代产生的巨大变革。他认为，90年代诗歌的成就可能超越了民国时期，其艺术来源、思想传承等多个方面都值得研究。洪子诚也谈道：“在作品‘井喷’的大环境下，如何在大量诗歌中发现优秀的作品、优秀的诗人，是文学界和批评界需要回答的命题。”

 谢冕提出当下诗歌更应重视对语言的锤炼，“诗歌不应是寡淡的白开水，应是越品越香醇的酒与蜜。”诗歌是“精华的语言”，需要作者对文字的敬畏之心。“海子的诗是不是经典呢？”谈及新诗的“经典化”问题，他说，像“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获得了群众、专家的普遍认可，就可以算做当代的经典。“经典要有历史的瞬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有着漫长的流传过程。”在这过程中，诗歌史应该做“减法”而不是“加法”，要慢慢遗忘一些，然后铭记一些。“李白的唐诗极难超越，但他写新诗未必能比过后人。”

 洪子诚借用乾嘉学派（清朝前期以考据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各方面而著称的学派）的观点，对新诗未来发展的问题做出解答，主张在研究过程中加强对材料的重视。在文学评价方面，他认为研究者首先应思考自己的认识能力，而不是一味地批评、诘难作品。

主讲人简介：

 谢冕，著名学者、诗人、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任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诗探索》主编、《新诗评论》主编。著有《中国现代诗人论》、《1898：百年忧患》、《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谢冕编年文集》（12卷）等；编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10卷）、《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1卷）、《中国新诗总系》（10卷）等。

 洪子诚，著名学者、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新诗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1956：百花时代》等；编有《在北大课堂读诗》、《朦胧诗新编》、《第三代诗新编》、《中国新诗百年大典》（30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