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胡亚敏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自2011年12月举行开题报告会之后，项目组成员继续积极展开与项目各层面有关的学术思考和研讨，在2011年至2012年上半年间就已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

首先，从团队合作情况来看，项目组主要成员以组稿齐发的形式积极围绕项目展开各层面的思考与讨论。在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学术辑刊《华中学术》上以专栏的形式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笔谈继续深入推进。这个笔谈的构思始于2010年末，可以说是重大项目获准正式立项前的学术论证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笔谈至今已进行了三轮，并将配合重大项目的研究持续深入开展下去。在这一思想交流和碰撞的过程中，项目组主要成员将自身对重大项目中一些基础性问题的思考、对子课题的构想以及对各角度的资料辨析即时呈现出来，以《华中学术》为主要阵地相互启发，同时也邀请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们发表见解，以资获得更广泛的交流。

与此同时，在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项目组主要成员也刊发了一组项目文章，旨在借助更为开放的学术平台展现目前已有的研究水平，并就教于专家和同行。

另外，从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对话来看，项目组首席专家和子课题负责人积极将本项目研究的相关思想介绍给国际同行。胡亚敏教授和孙文宪教授于2012年4月12日至14日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参加了由上海交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联合举办的第二届马克思主义美学“中英双边论坛(The second Sino-British Bilateral Forum on Marxist Aesthetics)”。此次论坛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Marxism and Humanism）”。两位教授向根据重大项目的研究内容并结合自己负责的子课题，向会议提交了两篇论文提纲（中英文），并在会议上做了专题发言。胡亚敏教授做的专题报告题为《〈巴黎手稿〉与人的全面发展》。报告根据马克思《手稿》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活动主体的双重性、和文学与人的全面发展三个方面对文学活动的性质作了新的阐释。孙文宪教授提交的论文题目为《论“巴黎手稿”的人类学思想》，并在会议上针对英方学者托尼•平克尼的《威廉•莫里斯：“生命之美”》做专题报告。孙文宪教授认为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劳动”实质上是一个因为与具体的历史形态相关联而被马克思赋予了多重含义的概念，即“劳动”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含义。

总的来看，本项目组主要成员在积极协作开拓自身研究思路的同时，也投身到“走出去”向世界展示本项目研究阶段成果的实际行动中，项目研究正有条不紊地进行。

在学术研究的进展方面，项目组目前进行到如下阶段：

一、充分阐释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的紧迫性

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经受了种种考验，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归纳和推广，这些成果未能在理论上得以充分地总结和提升，也限制了它在世界的传播和影响。而与此同时，以思辨性见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得到了长足发展，并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引发广泛讨论。在新世纪初叶提出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这对于中国在世界文坛取得文学批评的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就中国当下精神文明建设领域涉及到的具体问题而言，如何加强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完善和提升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如何促进文化和文学的大发展大繁荣，也可待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过程中获得思路上的启发以及研究成果的借鉴。一直以来，文学艺术和文艺批评都在中国向现代化迈进的路途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其他各种文学批评理论所共享的历史特性，更是当下中国文学批评赖以进一步发展的个性平台。因此在新世纪初叶，提出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这个问题，是理论工作者对历史与现实做出的积极回应。（胡亚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三问》，后附项目组主要成员本年度研究成果列表，下同）

 

二、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的路径

我们初步尝试从历史维度、比较视野和当代意识三个层面来探讨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路径。

第一个层面是历史的维度，即考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形成过程。与以往类似的历时性研究方法不同的是，我们的工作重在以不断建构中的“中国形态”为筛选尺度，对不同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成果和文学批评经典作家的理论贡献加以辨析，乃至钩沉那些几乎被湮灭的史料中的对建构“中国形态”的努力。与此相应，不同时期重大的文艺事件和方针政策也是建构“中国形态”的重要层面，科学地总结这一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的建构提供更为具体丰富的史料。

第二个维度是比较的视野，即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置于世界范围内，通过不同的参照系折射其特质。这一研究又分两点，一是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西方形态”为例，考察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传统之间的承继、创新以及偏离。二是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西形态的“同质性”与“差异性”，包括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考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西形态在理论基础、现实条件、批评目的和文学主张等方面的异同等。

第三个维度是研究者的当代意识，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当代所面临的挑战。我们将通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与人的全面解放、高科技和数字媒体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与西方批评思潮等问题的研究来展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走出一条不完全同于西方的“与时俱进”“综合创新”的东方之路。（胡亚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三问》）

 

三、关注本土文艺实践是“中国形态”的出发点和归宿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马克思主义文学原理的理解和运用，与中国文学活动的特殊性互为表里。而当代中国是一个发展中、转型中的大国，我们的文学理论批评对社会变迁中出现的有别于西方社会历史进程的突出现象，应当从中提炼出新的概念和命题。

主要从这样三个层面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本土性要素：其一，文艺实践来源的本土化，其二，立足于第一个层面上的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中国形态”的反思。

第一，文艺实践来源的本土化，主要来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的本土性。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是文学活动中主体性要素最为凸显的两个环节，也是本土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历史文化特性以及文学丰富性等各种要素的两大集中呈现领域。重视这两个环节的本土性，就是从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对象的角度，将“中国形态”落实到文学活动中的主客体结合的具体层面。在这一过程中，文学理论批评需要打破两重桎梏，一重是走怀旧复古的本土化之路，一重是走全盘西化的现代化之路，这涉及美学思想体系的理论建构，涉及一系列基本观念以至术语的弃取、改造，涉及学科思维方式的转换。对于文学理论批评来说，本土实际，首先就是母语的实际。深入认识汉语的特性，认识汉语在文学美构成上的作用，认识汉语语言发展变化对文学的影响，把这些列为文学理论研究的课题，不只是有助于中国文学理论的本土化，其意义还会是超出国界的。其次，文学理论直面本土现实，更重要的是直面本土当下社会生活。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化层面上，以“农民工”称谓为代表的“转型人”身上，集中体现出中国社会变迁历程中时空急剧交错且并置的特点。两亿多农民工的审美选择，对于文学生产将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文学理论应该主动地应对。（王先霈：《如何实现文学理论本土化》）

第二，立足于中国文学活动特殊性层面上，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中国形态”的反思。关注中国社会现实和解决中国文学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其必备的一种实践品格。但是历史的经验提醒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在面对现实问题的同时还需要“回到马克思”，即反省这种“中国化”的诉求是否会影响到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理解和科学运用。这说明在研讨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中国形态时，我们至少需要两个视点，其一是考察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运用是否注意到了中国文学活动的特殊性，即考察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贯彻；其二则需要审视，当我们把中国文学活动的特殊性作为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时，这种生成于现实具体需要的意向或预设，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本身的准确理解。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历史来看，第二个视点的审视确实是不可缺少的。（孙文宪：《回到马克思：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前提》）

 

四、以开放的历史性眼光和独立思考的积极姿态参与“中国形态”的建构

从学术层面来讲，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一直是在国际化背景下展开的动态过程，也是一个比较、鉴别、分析、判断而后有所取舍和建构的过程。

从历史向度来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是中国数代学人不断寻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内容和形式、实践形态和理论形态、政治过程和文化过程相统一、相完善的动态历史过程。这一进程分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发生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近现代之交至建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发展与变异（建国至文革结束）和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多元建构实践三个基本阶段。总结这一历史进程的经验得失，将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当代形态的建构提供有益的借鉴。（黄念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历史进程》）

从当下的理论发展态势来看，国内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介绍和分析比较多，也有对这些思想理论一定程度的运用。对于“中国形态”的建构而言，站在国际学术理论前沿，对新世纪以来国内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以及中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异同比较等研究现状及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这将为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拓展一个更为开放鲜活的空间。与此同时，国内文学理论界重视历时性叙述和阐释，而缺乏宏观、整体的共时性关系论述，侧重影响—接受研究模式，而轻视影响—接受—建构研究模式，以及比较研究中观点陈旧、问题意识不够明确等，是目前研究中的薄弱之处。所谓影响—接受的研究模式，指研究者是基于两者在发展过程中有某些相似或相同之处，来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强势渗透”，以及其间所出现的诸多问题，而没有采用影响—接受—建构的研究模式，即：未能将研究触角延伸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相关理论之后，如何予以创造性转换、融合，以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话语。“中国形态”的研究由此也更应强调主体的建构性和理论的思辨性。（魏天无：《新世纪以来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现状及问题》）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做横向对比，或许可以将其概括为五种形态：一是卢卡契的现实主义文艺批评形态，二是法兰克福学派带有浪漫主义倾向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艺术与革命模式）；三是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形态（艺术与自由模式）；四是阿尔都塞学派的艺术与社会意识结构理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五是威廉斯、伊格尔顿、詹姆逊等人的文化主义批评理论（威廉斯的“文化革命”模式、伊格尔顿艺术意识形态论和艺术生产论相融合的模式、杰姆逊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研究）等，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形态都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性品格。应该说西方的现实语境造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批判性品格，使之作为一种力求保持清醒的自觉意识对社会现实加以洞察和批判，理论与现实之间刻意保持的距离构建了文学批评理论相对自由的独立空间。这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是有借鉴意义的。（王庆卫：《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形态的一些认识》）

 

从2010年底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教研室有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的想法并为此在《华中学术》上开辟专栏以来，到2011年10月25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被批准立项至今，项目组成员一直团结协作矢志不渝，取得了一定成绩。在本项目接下来的研究工作中，各子课题的研究构架将会更加细致缜密地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