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                             

——华中师范大学孙文宪教授访谈

录入整理：袁诠、万娜

袁诠：孙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您目前正在从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工作，请您结合项目研究的心得，谈谈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状。过去，学界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问题，往往是从中国化的角度进行的，而这个课题首次提出了“中国形态”的概念，您认为“中国形态”和“中国化”二者的差异在哪里？

孙文宪：简要地说，“中国化”研讨的问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解决中国文学问题时应采取的科学方式、途径及其理论成果，而“中国形态”研究的重点则在“中国化”的结果，主要讨论的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所具有的基本思想观点及其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的性质、特征等，以及这些特点的形成与中国的文艺实践和文化传统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化”研究虽然也要涉及到由此产生的成果，但其讨论重点是当我们把产生于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用于解决中国的文学艺术问题时，在方式、方法和研究实践中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根据中国的革命实践和文艺实践的需求去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即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形态”，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形态”就是对这种思想成果的研究。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形态”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虽然有联系，但却是两个不同的课题，它们在问题意识、研究对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上都有区别。

之所以提出“中国形态”这么一个研究课题的另一种思考，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到今天，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着眼于现实，实际上已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形态。从最初的马克思、恩格斯对文艺问题的研究，发展到后来形成了具有思潮或学派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这种发展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已经成为一种有着广泛深远影响的文学理论，是一种与一般的文学理论不一样的文学研究范式，并且对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文学艺术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不同“形态”由此形成。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早期阶段，“形态”问题或许还不那么突出，因为这时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所面临的文学问题以及文学研究的社会文化语境，都与经典作家相差不大。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的传播，随着社会历史和文学艺术本身的发展变化，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当年不曾涉及的许多文学艺术问题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既要回答各种新的文艺问题，又要适应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文学和文化研究的需要，这就必然会出现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各种形态。比如十月革命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就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问题，即党和国家如何面对文学艺术这样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文学艺术怎样才能适应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其涉及到文学艺术的发展与文艺体制、文艺管理和文艺政策的关系，这是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论及的，也是一般的文学理论不会研究的问题，但却是马克思主义文论要研究的重要对象。这说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进入新的社会语境和历史时期，在理论形态上也会有相应的变化。而且，由于这类问题有非常突出的实践性和时代特色，也势必会影响到文艺研究在理论“形态”上的变化。比如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与苏联不一样，二者的文学实践和文化传统也大相径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有自己的问题和特点，所以在理论形态上也会有区别。这说明当马克思主义文论要进入不同的时代、国家，面对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要解决各种文艺实践所提出的不同问题，势必会形成不尽一致的理论形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形态”各异的马克思主义文论都有自己成熟的文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都有创造性的发展，从而成为一种具有理论意义的“形态”。但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确实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对马克思主义文论有创造性的发展。正是基于这种的认识，我们提出需要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中国形态”。

中国从五四前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从那时起就有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的译介和传播，经过新文化运动，特别是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总结、反思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今天又有新的创造和发展。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设和发展来讲，“中国形态”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重要的研究对象。当然，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应该秉持科学的态度，既要阐发“中国形态”的特色和贡献，也要总结经验和反思不足，认真反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而完善和建构能够适应历史发展、具有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形态”，这就是我们课题研究的基本任务。总之，提出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就是力求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展开整体性的研究；这里所说的“整体性”是指：我们力求在研究、阐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分析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发展演变的历史经验，通过对中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不同形态的比较研究，阐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特点及其在当今的发展。

那么“中国化”呢，它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建构的基本方式和途径。对“中国化”问题的研究我们也应该持有科学态度，其包括两个方面：首先要明确“中国化”是建构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这个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马克思生前就多次讲过他的思想理论不是教条，对那种不从实际出发照搬他的学说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批评。其次，我们又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化”不仅是一个理论原则，同时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社会现实的一个实践过程。指出这一点是为了强调，“中国化”还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解决中国的文艺问题并不等于完成了“中国化”；正如知识社会学所说，任何知识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中形成的，特殊的社会语境势必会影响到你对知识的理解和接受，它意味着你所接受和理解的知识实际上已被你的语境、你的需要做了某种程度的修正和调整。“中国化”是我们根据中国文艺实践的需要去接受、理解和解释马克思的文艺思想，这就可能发生这样的现象：我们是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为解决中国的文艺问题去理解和解释马克思的理论思想的，源于特定现实需要的这种选择有可能让我们的理解有异于马克思论述的原有语境，以致产生一定程度的曲解或误读。虽然这种曲解不同于有意歪曲，但毕竟影响到对理论思想本意的理解。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史来看，这方面是有许多经验教训需要汲取的。例如新时期为了批判极左思想对审美性、艺术性的否定，在解释马克思文艺思想时就有“去政治化”的曲解倾向，这种情况在我们对“中国化”的研究中却被相对忽略了。针对这种情况，我认为要从两个方面来研究“中国化”问题，即我们既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强调中国化对我们接受、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同时又要把“中国化”作为一个探索性的实践过程来考察，要有反思和检验，深入思考我们的做法和理解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间的关系。这并不是说要照搬经典作家关于文艺的各种论述，“理论联系实际”肯定不是照搬；而是说当实践要对理论做出某种调整、修正的时候，你要思考和阐明你的调整、修正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关系，对你的修正做出理论上的阐述。这说明“中国化”既是一种实践，也是一种理论研究，这应是一个在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础上的实践。我们研究“中国形态”，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与“中国化”相关的这类问题。

袁诠：我们这个课题最终的成果形态是怎样的？

孙文宪：我们的研究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研究范式来阐释的，所以课题研究的最终成果是阐释“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学研究范式的特点。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中国形态”是指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范式的“中国形态”，这里涉及到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性质与特点的问题。

按通常的理解，人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研究，理解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各种文学问题的研究；也就是说，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提出和关注的“文学问题”却来自其他文学理论，或者说来自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这种思维方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我们的文论研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当今对理论研究的知识结构、思维特点、阐释方式的认识却告诉我们，一种理论与另一种理论的真正区别，其实并非仅仅取决于方法，它们的根本区别更取决于“问题意识”的不同；阿尔都塞更进一步把“问题意识”概括为“问题域”，指出一种理论与另一种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具有不同的“问题域”；理论的不同源于“问题域”的差异。当代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本尼特，曾经很尖锐的指出，如果我们只是从方法上界定马克思主义批评，就等于说马克思主义批评是用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去回答一个资产阶级文学理论所提出的文学问题，这种看法完全忽略了“问题”对理论的“构型”作用。现代哲学解释学指出理论研究有真问题和假问题的区分，强调“问题”的提出开启了被问东西的存在，说明研究对象实际上是由于“问题”才形成的。可是我们许多人却忽略了马克思主义文论有自己的文学问题和研究对象，很少思考我们争议不休的某些文学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来讲可能并不是真问题。比如在我们的研究中，政治往往被视为与文学的审美性和艺术性相对立的因素，强调文学艺术与政治的矛盾冲突。其实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看来，文学与政治是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的，文学的审美活动势必会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这说明仅仅从对立的意义上讨论审美与政治的关系，把政治一概视为与文学审美活动无关甚至是有害的因素，对马克思主义文论来讲就是个假问题。与一般的文学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文论不仅关注文学的审美性，而且关注政治、经济、文化对审美活动的影响和参与，关注文学与政治、与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这说明马克思主义文论实际上是一种不同于一般文学理论的文学研究范式，有自己的理论基础，有自己的问题域，有自己的方法和对象，也有与之相应的文学研究的概念、范畴和命题。在我们对中国形态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来理解，在这个基础上梳理和阐释中国形态的概念和范畴。

在范式的意义上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现代文学理论的关系。对我们很多人来讲，那种十分熟悉的、被我们用于文学研究的理论知识，实际上来自19世纪形成的、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密切相关的现代文学理论，这种理论强调审美对文学的规定性，并据此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把那些与审美关系比较疏远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给予文学研究的影响，都视为外部研究。受这种文学理论的影响，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外部研究。其实，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来讲，文学活动、审美活动本来就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和社会体制中进行的，不可能摆脱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来看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研究范式，我认为其核心范畴是艺术生产，强调文学艺术的审美活动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生产体制中运作的，所以必须把文学艺术活动和社会的生产关系、生产体制、生产方式、以及生产的手段、技术、媒介等等联系起来。马克思关于文学艺术的各种论述，都需要在艺术生产的意义上去理解，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研究必须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体制、意识形态相联系，要在文学艺术和非文学艺术、文学和文化的关系中展开。与现代文学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文论显然是在一个不同的场域中展开文学研究的。

袁诠：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现代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对当代文论建设产生了什么影响？

孙文宪：国内、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形成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从最初马克思恩格斯的建构，到后来经过列宁、毛泽东的发展，再到今天出现了欧美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和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这就要求我们在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论时，不能把各种形态的文论、把不同发展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混淆起来，因为这里确实存在着差异。

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大家通常认为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论思想；也有人把与马克思同时代的梅林、拉法格，以及普列汉诺夫、列宁、毛泽东、甚至早期的卢卡奇的文艺思想都视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为了更好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特点，我个人倾向于仅把马恩对文艺问题的阐释视为经典文论，因为他们面对的问题和由此展开的文学艺术研究，和后来列宁、毛泽东的文艺研究有很大的区别。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学艺术以及美学问题的阐述虽然也有不同的侧重，但是他们之间有非常密切的交流，了解彼此的基本观点，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且他们对文艺问题的阐释从文本形态上看也有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特点，那就是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他们对文学艺术和美学问题可以说都没有系统性的理论阐述。即使有一些可以独立成篇的关于具体文艺问题的论述，但也为数很少。马克思关于文学艺术和美学问题的论述，一般都是在其他著述、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著述中，或作为例证，或作为观点提出的。有人根据这个特点，说马克思的文论是“残篇断简”，不成系统。但我认为正是这种文本特征，提醒我们应注意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一种文学研究范式的特点，那就是他没有在文学、艺术或美学这样的既定学科中，而是在一个多学科或跨学科的场域中来讨论文学艺术和美学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文论研究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打破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界限，在一个不同于现代文学理论的问题域中思考和阐释文学艺术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的文论研究是在他的理论学说的基础上展开的。因此，虽然马克思对文学艺术和美学问题没有作过体系化的理论表述，但是马克思的文论研究却有自己的“问题域”，由此形成了与现代文学理论不同的研究范式。这个“问题域”就是思考在历史的社会场域中，人类的文艺活动、审美活动实际上是怎样运作的。这说明马克思文论研究的基本问题不是阐释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而是阐释文学艺术的审美活动与历史发展、社会结构、文化体制、意识形态和人自身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个“问题域”，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发展方向；由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关注社会历史因素对文学艺术活动的制约，所以才会出现不同的理论“形态”。卢卡奇的文论和美学研究所以受到关注，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物化”问题的研究和阐释，使我们认识到“问题域”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重要性。“物化”是马克思学说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穆勒评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马克思对物化都有深刻的阐述。由于现代社会关系是建立在“物化”基础之上的，文学艺术的审美活动因此受制于物化。在前现代社会，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因此人的能力和创造性可以获得对象化的表现。而现代社会中的各种活动，包括文学艺术活动，则必须通过物化的中介，它使文学艺术活动这种精神生产不能不和市场、商品、金钱发生关联，这是现代社会艺术生产不可避免的一种状况。你的艺术创造要有受众，就必须经过物化、市场、商品化，物化的极端就是异化，成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说的“文化工业”的组成部分。除了商品化之外，当代对“物化”的研究还包括技术、媒介的发展变化对于文学艺术和审美活动的影响，其中既有人强调由此引起的模式化致使个性风格的丧失，即本雅明说的“灵晕”消失；也有像本雅明对机械复制这种物化现象的研究一样，关注媒介技术不仅影响到文学艺术的发展，而且会改变人与艺术的关系。文学艺术在今天的发展要受制于“物化”已成为一种非常突出的文化现象，是文艺研究的新课题。我所以强调“物化”而不说“异化”，是因为“异化”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而“物化”对于文学艺术发展的影响则是相当复杂的，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我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沿着物化这条途径来分析阐释当代文学艺术活动的特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也有它致命的弱点，在我看来其最不成功的思想就是审美救赎论，把文学艺术和审美视为拯救世界的一种方式和途径。这种观点把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归咎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寄希望于感性甚至本能的释放，全然忽略了物化、商品化、异化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和生产关系。

不过，即使如此，也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论对当代西方文论的发展和走向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它使20世纪后期的文论研究越来越重视社会体制、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性别差异、族群意识等等所谓的外在因素对文学艺术活动和审美活动的介入，把文学研究、审美研究与文化研究联系起来，形成了所谓的文化转向。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是推动这一转向的重要推手。虽然把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的做法也受到很多批评，批评文化研究的声音不绝于耳，这说明文化研究还存在着许多需要思考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今天你还只是在审美、修辞、形式的层面上谈论文学艺术问题，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和读者的要求了，因为人们在文学艺术活动中，在审美享受的过程中，总会发现存在于这些活动背后的意识形态和阶级对立、性别差异和族裔冲突；人们的文学观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相比，我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还要有更深入的思考，比如在理论范式的意义上认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性质和特点，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特有的“问题域”中展开不同于现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论自己的研究对象，提出与之相应的理论、概念、方法、命题。相信在这样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文论会对当今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研究产生更大、更重要的影响，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文学研究的导向作用。

袁诠：当下，在继承传统文化的时代语境下，发展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需要注意什么呢？

孙文宪：要建构和发展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肯定需要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这是毫无疑义的，是建构和发展“中国形态”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我们又要看到，怎样实现这种融合又是一个探讨多年、争议不休的问题。一方面，无论自觉与否，在我们接受、理解、解释来自域外的现代思想文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的影响实际上是始终存在的；这里既有自觉地、有意识地继承，也有通过日常生活的习惯、准则，无意识地介入和参与。这种与生存方式相关的文化因素肯定会参与、影响我们对域外现代思想文化的接受，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文化的影响和介入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我个人又对这个问题持有一定的警惕，我的意思是我多少有些怀疑我们的传统是否可能作为一个文化整体、作为一种文化基础而融入现代文化之中。我们常常说的传统文化，其实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在历史的发展中，传统文化实际上是被不断地改造着，传统的延续过程本身就是在去粗存精的机制中进行的。我们笼统地强调继承传统，笼统地把传统文化作为接受域外知识的平台甚至基础，我对此有点怀疑和担忧。鲁迅当年为什么那么偏激地主张不读中国书？我认为在那个时代，他确确实实感觉到你要迈出偏离传统的一步有多难。在背后牵制你的那个传统中，实际上有很多是已被历史抛弃了的东西，可是它已经化入我们生活方式，化入我们生活习惯，成为我们安身立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以为在我们强调承继传统文化时，要对沉淀于传统中的死东西抱有一定的警惕性。我绝不是否认承继传统文化，而是说要在清醒认识传统的基础上再讲继承。到国外去有一个强烈的感受，欧洲许多国家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保护要比我们好得多，但是他们所要承继的文化传统，一个是古希腊的影响，一个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文化，这些传统都与现代社会、现代文化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是现代社会文化的得以构建的基础。我们在讲传统文化的继承时，是不是也应思考一下，要承继的那个传统、那种文化，与现代性、现代化是什么关系，其中有多少可以与现代思想文化衔接的东西，又有多少与社会文化的现代发展矛盾、冲突甚至相对抗的东西。继承传统的意义和目的在于更好地构建未来，我们需要用这样的眼光和思路去谈论继承传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