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建设之路                     

——华中师范大学胡亚敏教授访谈录

提问与整理：袁诠

袁诠：胡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据我所知，您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开始从事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研究，先后在叙事学、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等领域耕耘，取得了不俗的成果。90年代以后，您又把学术目光投向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领域，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詹姆逊的研究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您能谈谈这一过程么？

胡亚敏：我从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是一种责任，后来也成为一种兴趣。其实，在我们当知青的时候，就读过马恩列的六本书，包括《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1978年12月，我刚留校，当时的华中师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发起成立“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孙子威老师安排我做会务和记录工作。记得我负责接待的是陈荒煤先生，我先前读过他关于电影方面的书籍，因此当我在武昌老火车站举着牌子时，心情一阵阵激动。为了做好会议记录，我每天晚上都认真阅读第二天要发言的代表的论文，其中有些问题也引起了我的思考，例如关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不平衡的问题后来就思考了很久。1980年，我到延安参加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的成立大会，我和杨春时作为年青人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记得是天津的滕云先生推荐我发言的，我当时觉得“政治”太变动不居了，既然我们不清楚“政治”是什么，那么文学如何为“政治”服务呢？我发言后，中国社科院的杨炳先生说，小老乡，提问题还蛮尖锐呢。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转型带来的困惑使我感到一时对很多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难以把握，我就打算选择与现实有一点距离的领域搞研究,于是师从王先霈先生攻读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硕士学位。1984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尹慧珉老师的推荐，我读到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汉学家M.D.维林吉诺娃（Milena Dolezelova-Velingerova）主编的《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后我和同门张方一起译成中文(该书于1990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我发现西方汉学家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对中国晚清小说的研究，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不过，汉学家们认为中国没有叙事理论的说法对我触动很大，中国真的没有叙事理论吗！在确定硕士论文选题时，我选择了明清之际的文苑奇才、也是“腰斩”《水浒》的金圣叹为研究对象。在论文写作中，为寻找参照系，我一头扎进结构主义叙事学这一领域，开始了对叙事学的专门研究。也正是从叙事学开始，我研究的视野转向了西方文论。

1985年，我参加了由乐黛云先生在深圳大学主持的首届“比较文学讲习班”。1986年，获得雅礼协会资助，学校派我到香港中文大学访学，研究比较文学。可当我真正进入到比较文学领域后，深感自己知识的贫乏，产生了一种畏难情绪，特别是由于比较文学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我一度对它的学科性质也产生怀疑。可以说，我是带着抵触情绪进入比较文学的，不过，后来慢慢感受到比较文学的开放性，特别是它所具有的联系与比较的思维方式，和不断拓展的知识领域，使我获得了一种挑战的快感。

至于我为什么从叙事学、比较文学转向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我想首先是责任。由于孙子威老师和李中一老师相继退休，我校作为马列文论研究会的驻会单位需要有人坚守，这一任务就落到孙文宪老师和我头上了。前辈创业不易，我们不能当败家子，虽然我当时是硬着头皮应承的，不过我想到的是学科的责任。当然，后来也有了兴趣，1995年社科院外文所王逢振老师邀我参加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一书的翻译，后来我又承担了詹姆逊所著《文化转向》的翻译。为了系统研究詹姆逊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体系，我阅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也阅读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书。我逐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历史视野和辩证精神，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在当今仍然具有强大的阐释力和现实的针对性。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我国也研究得不够，我曾写过一段话，“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本正在打开的书”。2002年，我以“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学批评——詹姆逊批判”为题，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我永远忘不了的是我们马列文论研究会的创立者之一，敬爱的孙子威老师对我的嘱托。2007年，孙老师临终前三天，把我叫到他的病床前，叮嘱我一定要把马列文论学会搞好。这份信任和托付使我感到神圣，我决心承担这份责任。2011年，我们华中师大文艺学团队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建设提供有价值的思想，告慰前辈的在天之灵。

袁诠：您刚才谈到了詹姆逊研究。在当代西方诸多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当中，詹姆逊是个性非常鲜明的一位，他学术视野开阔、思想理论丰富博杂，晦涩难懂。您是如何研究和评价詹姆逊的批评理论的呢？

胡亚敏：我对詹姆逊的研究经过了一个走进、比较、批判、建构的过程。我在研究中，始终抓住詹姆逊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其新马克思主义批评体系作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在走进詹姆逊的过程中，我逐渐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在研究中，我还发挥比较文学的优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具体的方法，以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为例，分析了西方后现代理论与中国现状的相容性与不相容性。我认识到，一方面，西方后现代理论与当今中国存在一定的亲和性，尤其在理论和文艺创作上获得了较广泛的回应。但另一方面，从深层看，中国的后现代在哲学层面、历史层面以及创作层面上与西方存在着相当大的文化差异。中国学者所认同的只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姿态或者说形式框架，而不是具体内涵。中国的后现代具有与西方不同的意识形态；中国作家的创作是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中国式整合；西方后现代对霸权的抵制在中国变成抵抗西方殖民话语的文化抗争和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我写了一篇《詹姆逊批判》的文章，在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会议上与詹姆逊作了面对面的交流。我指出了詹姆逊主要理论观点中的三个矛盾：詹姆逊的元评论展示了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包容性，而多种视角的并存所产生的张力可能导致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泛化；詹姆逊强调历史的绝对视野与真实历史的“缺席性存在”又使他的历史观陷入“二律背反”；詹姆逊文学批评中的政治性理解则有图解文学和把有限经验普遍化的倾向。詹姆逊对此作了回应。在研究詹姆逊的过程中，我还提出了建构“文化—形式”批评模式的设想，“文化—形式”批评应当具有多视域的研究角度和“解区域化”的研究对象，它的突出特征是文化审视和形式美感的结合。“文化—形式”批评既有整体的认识又有具体的感知，它将全面研究文本的审美、语言、意识形态、性别、民族乃至娱乐性及商品性等方面。这一模式的提出是我在吸收和改造詹姆逊社会形式诗学及其他众多批评话语基础上，进行的文学批评本土化的一种尝试。

袁诠：从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建设来看，我们可以从詹姆逊的理论思想中得到哪些启示？

胡亚敏：詹姆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诚信念。他十分推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视野和辩证精神，并通过吸收当代各种理论话语给予马克思主义以现代阐释，建构了一种新马克思主义批评体系。通过对他的研究，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和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当代的发展及内部分歧，从而更好地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合理因素。詹姆逊的另一特点是直面现实的理论敏感和勇气。他努力将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运用于当今西方社会文化的分析，运用于后现代状况的研究。他对后现代文化各种现象的广泛涉足尤其是对后现代症状的分析，使他的理论批评具有时代的张力。“做一个坚定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这就是我研究詹姆逊后对自己的要求。

袁诠：2011年您提出了要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您提出这一课题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胡亚敏：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随着文学艺术的繁荣、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很多经验和问题需要总结和研究，而中国的问题是不可能完全从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现成的答案的，也不可能仅靠异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术语来应对。我们团队认识到,应该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才能有效展开与世界上各个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流派的交流和对话，在世界范围内取得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话语权，甚或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寻找到新的突破口。

袁诠：在之前，我们经常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您在课题中提出的“中国形态”，“中国化”和“中国形态”有什么区别？

胡亚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与中国化应该说是一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范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形成的基础和历史语境，而“中国形态”则是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特有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对象出发来归纳、深化中国化的成果，最终建构一个具有时代特点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体系。具体来讲有五个方面的区别：首先,从主体性质上来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主体更多的是以接受主体的面目出现的，侧重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吸收、消化和实践，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所变异和创造，但其基本性质是接受和运用。而“中国形态”中的主体是一种建构的主体，主张在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成果加以归纳、提炼和升华，从而形成区别于经典形态、俄苏形态和西方形态的新的理论体系。其次,从研究类型来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具有整体性特征。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其发展历史进行线性的梳理、分析和总结，展示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性成果。而“中国形态”的研究则以其特定的学理基础、问题意识和理论范畴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现实问题和文学发展实际进行提炼、阐发、深化、建构，最终以一种整体性的理论面貌呈现出来。第三，就世界范围而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又是一种具有区别性特征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范式下诸种形态中的一种，具有不同于“俄苏形态”和“西方形态”的整体差异性，要提出既展现自身的特点又具有一定的普适性的命题和理论建树，拓展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空间。第四，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具有一种立体多维的研究思路。在研究过程中，既有对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史料和概念史的耙梳，又有超出经验层面的纯理论思辨；既纵深挖掘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从中提炼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范式”，又横向地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哲学思想进行“互文阅读”，从而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范式准确定位在马克思主义学说整体论域当中。第五，作为一种建构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还具有指向未来的开放性。坚持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不断修正、调整，生产出新的理论、范畴，增加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阐释力和实践性。

袁诠：在这个新的理论构架之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做出了哪些理论贡献？

胡亚敏：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实现民族的振兴和人民的幸福，这一根本目标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基础和基质。围绕这一目标，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提出并重新阐释了一系列理论范畴，如“人民”、“民族”“政治”、“实践”等。首先，“人民”这个范畴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特色和基础。“人民”是基于阶级又超越阶级的联合体，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出发点和归宿；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石，围绕这一根本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从作家、作品和读者以及批评标准诸方面总结和提炼出了一系列富有特色的理论观点，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史上对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进行的系统论述。 “中国形态”的“民族之维”也是颇具中国特色的命题之一。我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之维》这篇文章中指出，民族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人们没有凭空想象民族的自由；民族的核心在于文化，没有文化，没有民族记忆，就意味着该民族的消亡；并特别强调人民是民族的主体，民族与人民同构，人民的幸福就是民族发展的方向。并希望通过文学与民族精神的互塑实现民族振兴，创造既体现本民族个性又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和批评。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具有鲜明中国风格和时代特色的理论范畴在“中国形态”的问题域中并不是被孤立或单个加以研究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渗透，以“问题群落”的方式共存于“中国形态”之中。文学与人民的关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枢纽；“政治维度”则建立在人民的基点上，因为中国最大的政治就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而对作家、作品和创作倾向的批评也都是以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为其根本价值取向的；而“民族之维”则是为了实现民族振兴，最终达到人民解放。简言之，这些基本问题，显示出区别于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特殊差异性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特质。

袁诠：最后，您能否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主要特征作一个简要的描述。

胡亚敏：若要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特征的话，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它所具有的实践品格和辩证精神。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它在中国社会变革大潮中产生，并接受着社会实践的检验，在文学活动、审美活动乃至整个精神生产中所具有的指导和引领功能。在研究方法上，“中国形态”将整体性和二律背反引入文学批评，形成了观照文学的总体化视野和开放性的批评态势。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还具有未完成性的特征。在“中国形态”的建构过程中，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错误，而纠错能力同样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智慧和勇气。未完成性还体现在对中国文学批评的未来的探究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正是立足于中国大地而面向中国的未来，它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和产生新的理论、新的范畴。

最后，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是一个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形态，其理论建树既展现出自身的特色又体现普适性，因为没有普遍性的特殊性是没有意义的。中国学者有责任向世界展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实绩”，并通过对“中国形态”的建构参与世界文坛的对话。若用更高的目标来要求的话，“中国形态”应该为世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提供更为合理的批评模式。

目前，我们初步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整体框架的建构、基本范畴的阐释和理论特质的提炼。但“理论仍在途中”，“中国形态”的建构是一个不断探索、发展的过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须以直面现实的理论敏感和勇气研究当代中国文学活动中的各种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重大理论问题上做出中国学者的回答。

袁诠：谢谢胡老师，再次感谢您接受学会《通讯》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