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9日，第二届华中学术传播论坛在华中师范大学逸夫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论坛由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和文学院共同主办，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华中学术》、《出版科学》、《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现代出版》、《中国出版史研究》、《出版史料》和《河南大学学报》协办，会议主题为“回顾与展望：中国编辑出版史四十年”。来自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南开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河南大学、广西艺术学院、贵州师范大学、暨南大学、重庆大学、南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专家学者受邀参与了此次论坛。

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陈厚丰、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刘云、《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范军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化传播学学科负责人、教授张三夕主持。

范军在开幕式讲话中说，中国出版史研究滥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直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杨寿清的专著《中国出版界简史》面世。50年代，张静庐的八卷本《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料》的编纂与陆续刊行，一些图书史、印刷史、报刊史论著和普及性小册子、图籍的相继推出，使得出版史研究有所推进。而出版学的真正繁荣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和大环境。在看到出版史研究取得巨大进步和骄人成就的同时，也亟需看清问题，总结经验，分析不足，深入探讨出版史的研究规律和未来发展之路。对此，他认为，一是需要加强出版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二是需要加强出版史研究的范式转换；三是在继续做好出版史料发掘、整理和刊刻的基础上加强出版史料学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学的建设；四是进一步加强国外出版史学成果的译介。

陈厚丰在致辞中表示，改革开放40年，是新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变革的40年。改革开放40年，也是我国编辑出版史学从创建发展再到不断完善的40年。1978年以来，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编辑出版史研究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在出版历史的记录、出版经验的总结及对出版历史规律的探讨方面逐渐形成了既开放又统合的研究范式，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编辑出版史研究成果、学术团队、研究阵地、核心专家等，呈现出生机勃勃、方兴未艾的喜人局面。他说，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在全国上下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将本届论坛的主题定位“回顾与展望：中国编辑出版史四十年”，就是要以此为契机，回顾与展望我国编辑出版史研究的不平凡历程，以重溯其沿革与进路，理清未来走向，推动编辑出版史研究取得新的突破。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刘云教授在接下来的致辞中则主要向大家介绍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在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后今年所取得的成绩以及今后的目标，希望得到编辑出版界的支持和帮助，能够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播，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强文化自信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此次论坛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综合性报告环节，第二部分是主题报告环节。参会的专家学者分别围绕“中国编辑出版史的历史与分期问题”、“出版的专门史研究”、“出版物、出版机构或出版家的个案研究”、“出版大事分析”、“区域编辑出版史问题”、“编辑出版与社会变迁”、“编辑出版与文化传播”等主题进行了精彩的发言，报告与评议结合，发言与讨论并重，大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和研讨，互相切磋、砥砺，议程紧凑，气氛热烈。

“长期以来，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中，汉唐时期一直属冷门。总体来看，汉唐出版史的研究极具挑战性，同时又呈现出诱人的研究前景。汉唐文明是中华文明中极为灿烂的部分，汉唐出版所取得的成就与宋以后相比，毫不逊色，研究价值不容质疑。已有的汉唐出版史研究是开创性；但在基本问题上还存在很多疑点。”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陈静表示，汉唐出版史研究孕育于1949年前，发轫于1950年代， 80年代后才真正进行系统而完整的研究。已有的汉唐出版史研究是开创性的，同时在基本问题如纸的普及时间、佣书、汉唐书商等方面还存在疑点及进一点的讨论空间。要真实描述汉唐出版，应以“传写”作为逻辑起点讨论汉唐时期书籍如何通过“传写”自作者手中到读者手中的。

华中农业大学副校长吴平说，改革开放后，我国编辑出版史学的研究从星星之火走向燎原之势。特别是80年代以来，编辑史的研究范式和研究内容不断走向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对编辑出版史展开了广泛而有深远意义的研究。关于出版史的对象、范围和分期都有了很明晰的界定。近年来，出版史学学科建设的意识不断增加，出版史料整理成果丰硕、出版通史研究取得巨大的发展、断代史的研究也有了很大进展。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综述呈现了我国编辑出版史研究领域的部分成果，对推动和促进该领域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但也存在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单一，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较少等问题。“采用学术关联的方式来研究文献内在联系和科学结构是一种趋势，利用知识图谱对编辑出版史研究领域进行可视化分析，对研究热点和重点进行多维度的和深入地研究，弥补系统研究的不足。”吴平说，她以中国知网收录1978至1997年的相关文献和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1998至2018年间的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通过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V和文献阅读的方式进行整理和分析，以表格和知识图谱的形式，展示了编辑出版史研究40年发文变化趋势和作者、研究机构分布情况和著作的出版情况，探讨了编辑出版史研究的热点变迁和前沿趋势。通过相关研究，吴平试图对近40年、尤其是近20年的编辑出版史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分析，以便完整地梳理编辑出版史的研究现状、发展趋势与热点。

版权贸易相关问题也引起与会学者的关注与讨论。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洪九来表示，从影响图书版权贸易生态环境的整合视角看，40年来我国图书版权贸易可以划分为自发自为的探索期、快速发展的上升期、理性趋稳的成熟期等三个接续而又跃升的不同时期。从中可见图书版权贸易是集经济、法律与文化等多向度跨国（地区）交流活动的本质特征, 与我国社会经济制度尤其是出版体制的改革、国内立法保护以及参与国际共同保护的法制化进程、以及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等产业环境变迁同步而协调地加以推进。

洪九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版权贸易发生发展的轨迹显著地表明它是一个产业环境各因素发生整合效应下的产物，在变动、开放中求得相对平衡与协调的发展，成绩获益于对环境的正确应对，问题也来自于对环境的不当反应。同时，版权贸易活动自我构成的产业生态圈又反作用于整体出版业的生态系统，倒逼各种宏观环境和微观因素的改善与优化。这种产业生态系统内外互动、整合建构的基本规律，对今后我国图书版权贸易的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些展望性的启示。洪九来阐释道，首先，图书版权贸易是一项专属性很强的产业活动，在出版对标国际化的过程中，这种专业性、规范化的产业特性会越来越强烈地显示出来，对我国各类版贸主体的实践能力将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其次，数字技术背景下版权的新颖性与融合性特征越来越凸显，传统的版权理论与交易制度正在颠覆中被重新建构，这种转型中的复杂化状态必然也会深刻影响版权贸易的具体活动。最后，图书版权贸易是一种文化传播方式，传播的手段与过程固然重要，但传播的效果才是根本性的验证指标，如何从数量的增加到质量的提升、从“走出去”到“走进去”，这是今后我国图书版权贸易活动中最需要加以突破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