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彭昱剑）11月17日晚7点半，“华中学术传播讲坛”如期开讲。本次讲座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承办，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范军主持，邀请到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何朝晖云端开讲。他为广大师生带来题为“书旅撷趣：中外书籍史之暗合与交汇”的学术讲座，共有280多人收听收看了此次演讲。

何朝晖教授

本次讲座主要围绕何朝晖教授在外游学时分的亲身见闻，从七个方面观察中外书籍史之间的关联与交汇，借以探讨中外书籍史比较的价值与意义。

第一个方面是“鱼传尺素”，原指传递书信。何教授则从该词的形式出发，发现中外出土的多项文物，如1979年敦煌马圈湾出土汉代封检、新疆尼雅出土佉卢文木牍、哈佛古代近东博物馆收藏的乌尔第三王朝时期泥板文书，均有将重要书信藏入封检、封套、泥板之中的习惯，这令他十分感叹。或许上古文明之间的互鉴与往还，要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古亚述时期带信封的书信

第二个方面是“链锁缥帙”。“缥帙”指淡青色帛做成的书衣，亦指书卷。而“链锁缥帙”，顾名思义是用锁链等器具将珍贵藏书固定起来，防止外人将其偷拿。由此而来表示古今中外的大藏书家，对于图书管理都十分严格。如天一阁规定：“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无独有偶，著名金融家J·P·摩根的私人图书馆纽约摩根图书馆，其中一间屋子为善本藏书室，内藏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手抄本等镇馆之宝。为防止偷盗，该室装有厚重的铁门，上有复合锁，四周墙壁又用铁杆加固，可谓严加防范。但这是否就意味着，诸多善本就藏之名山而不曾见人呢？也不尽然，如黄宗羲就得到范氏族人的同意进而阅览天一阁藏书。此外何教授指出，西方的图书管理未必从来是公共开放、共享流通，也存在严格看管之举。因此对于古今中外的图书收藏与管理制度，须仔细考察，不可一概而论。

教堂阅览桌上的书被用链条拴在铁杆上

第三个方面是“金针作画”。此为古代复制图画的一种手段，即在纸、布等物料上用针扎出小孔，继而将小孔逐个连线，最终便可得到与原图大致乃至相近相同的图案。敦煌莫高窟千佛洞出土的诸多画卷就采用这种方法制作，不少图案尚未连线、涂色，为后人留下难得的前尘印记，一窥作画之堂奥。不过这一制图法并非举世无双，何教授在游览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Houghton Library）所藏书籍就发现，西方的一些古书就也曾运用该方法在书中描绘图案，而且做工并不逊于东方。想来，这很可能又是一则文明互鉴的故事。

敦煌莫高窟千佛洞出土，大英图书馆藏

第四个方面是“诟詈护书”。“诟詈”指辱骂、斥责，那么古人是如何用“骂人”来保护图书的呢？何教授游览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时发现，该馆收藏的一本清代租书铺抄本，封面上写着“撕毁图书，男盗女娼，君子自重。”无疑，这是通过诅咒的形式来劝阻人要珍惜、爱护书籍。相映成趣的是，何教授在大英图书馆发现一些西方古书亦有同样举措，如著名的“阿恩施坦因《圣经》”就写着：“将此书拿走者不得好死，叫他下油锅，叫他得羊角疯，叫他高烧不退，叫他受轮刑，叫他上绞架！阿门。”

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清代租书铺抄本

第五个方面是“方寸之间” 。版画技艺在中国古代，尤其是万历时期达到高峰，此时诸多书籍带有版画插图，做工技艺精良、图案惟妙惟肖，给读者以极大视觉冲击力和美感。而且万历年间的版画，多用密集的小点来表示明暗对比，此为当时特色。无独有偶，18世纪的西方也在书籍制作中采用大量的版画、雕版图案，不过它们更为精细，有些图案甚至还不及如今的一张银行卡大小，可以说是细致入微。

第六个方面是“灵肉合一”。西方的图书制作中存在不少“残忍之举”，如何教授在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见到一本出版于19世纪的书籍，《灵魂的命运》（Des destinées de l’ame），该书用了一名死于中风的女病人的皮肤加以装帧。何教授进一步指出，人皮书（anthropodermic bibliopegy）在16世纪已有，以19世纪为盛，是西方的一大特色。相较而言，中国的部分书籍制作似乎没有那般野蛮，更突显了对信仰的尊崇。如大英图书馆藏有的部分敦煌莫高窟千佛洞出土汉藏经书，部分用“血书”制成。近代的智诚法师，亦用刺舌血书《大方广佛华严经》80卷、《普贤菩萨行愿品》1卷，祈求“所有刀兵劫，及与饥馑等，悉皆尽灭除。人各习礼让，现者增福慧，先忘获超升。风雨常调顺，人民悉安康”。总体而言，这些书籍在形式上是借用肉体，但在内容上是为了映衬精神的崇高。

血书汉文《金刚般若波罗密经》

第七个方面是“洋装在身”。何教授注意到晚清近代由来华传教士印制的书籍，虽然不少是采用雕版印刷、书写方式为繁体竖排、内容也由汉字组成，但装帧形式却是西式的，里面的版心样式与中国传统的线装书籍存在较大不同。故此何老师称其为“洋装在身”，认为这些书籍看似是中式的，但从形式而言实际是外来的、西式的。

通过上述七大方面的异同，何朝晖教授认为寻觅东西方在图书及其制作、管理、收藏等方面的共同点，就是为了总结规律，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东西之间的差距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甚至存在此前诸多被我们所忽视、未曾发现的可能存在的联系和交流。而卡特的名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正是站在文明互鉴的高度上才得以诞生，如今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年代，我们更应传承这份智慧。

除却共同点，发现东西方之间的相异处也很重要，此即是为了凸显特质。何教授指出，为发现各文明的独特魅力，必须要更加深入地审视所处文化环境、求索同一事物的新的可能性、重新认识已有的结论并避免做出绝对化的结论。当然无论相同还是相异，均是为了探求东西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交汇、碰撞与融合，进而发现此中所诞生的新形态出版物，如此，我们既能创造出更多学术研究成果，也更能为中国与世界的文化繁荣贡献一己之力。

讲座的最后，范军教授对何朝晖教师的讲座进行总结并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文明之旅”，令包括他在内的近三百名线上听众一饱眼福。不少听众受到讲座启发，还向何教授作进一步的请教，他都耐心地一一予以解答。最终，本次讲座在听众朋友们的阵阵感谢声中落下帷幕！